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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疫情 中国城镇化建设方向是否需适当调整?

日期:2020/01/31

  作者莫开伟系中国知名财经作家 中国地方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从2003年非典SARS病毒到今日的新型肺炎冠状病毒,不到17年时间,我们其中绝大部分人都经历过非典,当时的公共场所与现在的公共场所所呈现的景观是一致的,无论大街小巷,也无论大人小孩还是老人都是戴着口罩行色匆匆的。且两种病毒的起源高度相似,都来自于动物身上的病毒,都属于冠状病毒,都能通过空气传染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传染。有一点不同的时,当年的非典疫情可能还没有现在新型肺炎严重,且当年非典发生在三、四月份,全国人员相对稳定,流动频率低得多,控制疫情相对容易;而今年新型肺炎正值春节,全国人口流动频率非常之高,达上亿次,控制疫情难度要大得多,这也就是短短时间内全国感染新型肺炎人数急剧上升的重要原因。


  瘟疫来临在人类历史上多次发生,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只是现在随着人类经济发展和自然环境破坏变得加剧,瘟疫发作的时间变得越来越短,这也算是自然界对人类的一种报复吧。试想,如果自然界的动物们没有人们去吃他们,没有人们去贩卖他们,或许当年非典和当下新型肺炎有可能避免发生。但今天这一切都只能是假设了,可以说如果人类尤其是中国民众不对这个问题引起足够重视,或者好了伤疤忘了痛,那瘟疫光临我们次数只会越来越多、造访的频次也只会越来越高,这应是每个人都无法抗拒的无情自然规律或逃脱的宿命。


  虽然说人类科技水平越来越高,征服自然、尤其是疾病的能力也越来越高,但即便人类科技再发达,面对突如其来的瘟疫更多的时候还是显得束手无策或无能为力,人类有时候在瘟疫面前还是显得十分渺小。


  瘟疫来了,对于人类来说是不幸的,无论你是普通民众,还是达官显贵,抑或是亿万富豪,都有被感染的机率,没有人能够幸免,也没有人能够超然于瘟疫之上。可见,瘟疫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尤其对经济发展带来的冲击或破坏都将是巨大的,更会导致严重的经济损失甚至是社会的倒退。


  所以,人类惧怕瘟疫,也痛恨瘟疫,试图想办法来彻底征服瘟疫,但是我们人类找到了防范瘟疫的有效方法了吗?现实证明,我们人类目前还没有找到解决瘟疫的有效办法,也没有能力去全面战胜瘟疫。既然如此,我们该从哪些地方进行反思,或者进行适当的应对措施?就我国来说,两次瘟疫来袭,我觉得除了加强对野生动物保护,禁止买卖野生动物,禁止餐馆、宾馆经营野生动物和民众吃野生动物之外,关键还应对我国当下城镇化建设方向进行适当调整:中国目前不宜提倡建设更多的大城市或特大城市,而只能是强化中小城市的建设,在中国全面推行中小城市建设。同时,不宜追求过高的中国城市化率和城市人口化率,应着力建设好农村乡镇文明,把农村乡村美丽化建设当成未来中国人居环境的重点工作。


  笔者提出这个想法,不是头脑发热,更不是因为瘟疫发生才当事后诸葛,而是中国的现实让人不得不作这些思考;而且提出这些想法也是有着社会经济支撑基础的。


  从两次瘟疫发生的地方看,非典是从沿海的广州一线大城市发源的,这次新型肺炎又是从中部最大内陆城市武汉发生的,虽然武汉在人口总数、经济总量等方面跟广州有一个层级的差别,但也可属于准一线城市。据官方公布数据,2018年末广州市常住人口是1490.44万人,城镇化率为86.38%;武汉市2018年末人口是1100万人,虽然此次瘟疫发生时武汉市官方说有500多万人外出,城内还有900万人,达1400多万人,可能有一些流动人口在内,这样看来武汉市与广州人的人口总量基本接近。


  而瘟疫一旦在城市发生或流行,会被小城市更具有较大的传染辐射性,传染的范围会更广泛,导致的后果会更严重,预防和控制的难度和成本将更大,预防效果可能更不明显。


  缘由很简单,因为大城市往往都是经济、文化中心,外来人口相对较多,在我国尤其大城市各类资源相对集中,都是中小城市和农村人打工向往和选择的城市,同时这也有可能是瘟疫最大的病源聚集地,且越是大城市流动人口越多,就越能将病源带向外面,向其他省市扩散。广州当年的非典如此,此次的新型肺炎更是如此,由于正值春节武汉人或到过武汉人有500多万人离开了武汉,几乎涉及全国每个省,也还有国外一些国家,真是城门失火殃入渔池。这500多万人到底去了哪里,他们现在的健康状况又是如何,到底有多少人身上带有传播新型肺炎的病源,可以说任何人、任何机构都是心中无数,心中只有一团迷茫,自求民众多福。而中小城市或农村聚集的外来人口有限,人员流动半径受限,病源相对较少,扩散范围有限,控制疫情也相对容易。


  同时,一个城市过大,人口过多,对于当地城市政府预防负担过重,加上政府机构人数有限,完全做到预防不留死角,有时未免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而且,一个大城市什么类型的人都有,一些人不按要求做好预防,也是难以被及时发现和制止的。尤为严重的是,一个大城市有瘟疫,现在的网络媒体传播速度相当之快,在舆情管控上稍微一出问题,就容易加剧民众的恐慌情绪,引发很多社会问题,更有可能给预防带来不利的影响;这次武汉市就出现一些民众惧怕瘟疫形成恐慌心里驾车外跑现象。而在中小城市或农村这些问题是不会发生的,有多少人、有多少外来人口,有哪些人外出打工或到过其他城市,街道居委会或村书记只要几小时、等多半天时间就能搞得一清二楚,可对有可能感染者或带病者及时采取强制隔离和治疗措施,效果将会被大城市好得多。


  还有一个问题,大城市即便再大,当疫情发生时,感染者较多,医疗资源毕竟不能无穷大,也是有限的,容易导致就诊和住院的困难,这次武汉市由于感染者多,或多或少就出现这样的问题。而中小城市就不会发生这些现象,感染者数量有限,医院就诊和入住就不会有困难的。


  而且城市越大污染也就相对严重,各类工业排放、汽车尾气排放等等都比中小城市大得多,各方面健康生活指标是比不上中小城市的。同时,越是大城市治理垃圾的成本就越大,很多城市垃圾围城也一再说明了这个问题。而且人口越是密集的城市也容易发生各种疾病的传染,这些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这仅仅只是从疫情防治方面考虑,还有其他更多的问题,比如大城市在损害土地资源、推动房价上涨等方面都比中小城市厉害,还有在国防上也面临很多的考验。这些问题在这里就不再赘述。总之,目前中国无论是应对疫情,还是遏制高房价、搞好环保,抑或是国防安全都不宜过度城镇化、尤其是搞更多大城市建设,而应把未来社会治理的重点放在建设好中小城市尤其是中小城镇上面。当然,或许有人会说,这很不经济,大城市可形成规模经济效益,中小城市难以提高社会经济效益,事实上目前来看这已不是什么问题,现代交通运输业高达发展、互联网已全面进入5G时代,都不会影响中小城市经济发展及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与一场瘟疫、一场战场带来的危害相比,中小城市的相对落后又算得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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